样,连下乡也一样。
对这个贫困乡来说,那个晚上的晚宴自然称得上是最高规格了。
书记和乡长都出来了,还有副书记、副乡长,足足六七位。党委书记叫焦作安,乡长叫夏广连,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们在基层,都干了有半辈子,剩余的时光也就只有十来年了。
对邓一群和苗得康的到来,书记和乡长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在扶贫工作组到来之前,县里的领导把他们特别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们工作上出什么差错。在他们眼里,苗得康这样的干部,如同钦差大臣。稍有差池,县里的领导即会不安。对他们的到来,既欢迎,又紧张。欢迎的是,希望由于他们的到来,能够给乡里拉来一些项目,过去他们这里被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即使拉不来人投资,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级的财政一定能够多多少少给些钱。乡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说别的,光是教师工资和乡里的老干部医疗费,就是一笔永远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紧张的是,唯恐自己动作上有差池,那样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怎么干工作都无所谓,即使错了也能搪塞过去,而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里领导的眼皮底下,而省里领导的政策水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掌握政策方面,他们认为省里的领导一定比他们高多了,但是,他们认为省里领导致命的缺陷是对基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农村工作远比上面的工作难做。
由于县里电话里有交待,所以,他们很能识相,把晚饭就安排在乡政府的食堂里。他们从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苗得康这样级别的干部,自然小心得很。饭桌上有十几个菜,都是家常菜,大鱼大肉。但酒却是好酒,泸州老窖。书记举杯之前,诚惶诚恐,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这样的晚饭,在我们也是破例了,主要考虑两位领导是第一次来,借这个机会,为你们祛寒接风,把班子里的人都熟悉一下。”苗得康没有多说,喝了酒。
但那桌上的气氛,却始终也没有活跃起来。
邓一群知道,今天的酒桌气氛肯定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这些人对他们太敬畏了。
吃了晚饭,邓一群先来到自己的宿舍,看看那种简陋的条件,站在那里好久,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事实上也不能称之为好,只是他终于想开了。人,生来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一个人要那样去奋斗,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别。农民为什么要造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他们不惜生命,发动暴力革命。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邓一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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