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耀眼的光芒。
就戏曲而言，在明代盛行的传奇已经文人化，杂剧更是落入案头化的地步。清初，传奇、杂剧都顺从着晚明的趋势，创作更加活跃。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一些原来并不看重戏曲的正统文人，乃至文学名琉，也在遭逢果变、落魄失意的境遇中，于诗文之余持笔编写戏曲，抒写王果之痛、出处两难的心态和人生失意的情怀。这一类的作者有吴伟业、王夫之、尤侗、嵇永仁等。他们的传奇、杂剧，大都取历史故事加以随意虚构，乃至幻化，寄托个人的情感、心迹，抒情性冲淡了喜剧性，也就更加脱离舞台，加重了案头化的倾向，但也表明了戏曲已获得正统文人的广泛认同，影响到李玉等原本依附于舞台表演而编剧的作家的剧作，增强了社会历史意识。
另一方面，一些作者追随明王前夕阮大铖、吴炳等开创的枫情喜剧的路子，注重戏剧性，多是利用巧合、误会、阴差阳错制造生动的情节。
李渔就是这类剧的能工巧手。
他还就明代传奇的得失，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编剧和表演的理论，着成《闲情偶寄》一书。
李渔的理论和创作表明，明代以来戏曲创作的重心由“曲”向“戏”的转移，也可以说是戏曲向戏剧本质特征的回归与创作的成熟。
而戏曲创作中社会历史意识的增强和对戏剧性的注重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便涌现出了一个戏曲的高峰——《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杰作的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剧的作者洪昇和孔尚任都以其剧作肇祸。
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生殿》三易其稿而成，在京师盛演，次年八月，洪昇与赵执信、查慎行等人宴饮观剧，因其时佟皇后丧服未除，被御史弹劾，赵执信被罢官，查慎行被驱回原籍（注：查慎行原名查嗣琏，经此打击，他长夜深思，遂改名慎行，以提醒自己谨言慎行。），至于洪昇，则被革除国子监籍。
这就是有名的“演《长生殿》之祸”。
时人有“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之句。
洪昇晚年定居故乡，愈益潦倒，康熙四十三年出游江宁，归途过乌镇，醉酒落水而死。
《桃花扇》的创作历时十余年，三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脱稿，一些王公管员竞相借抄，康熙皇帝也索去借阅。次年春，《桃花扇》上演，引起朝野轰动，孔尚任也随之不明不白地被罢官。
他被罢官的原因无明确记载。
不过据孔尚任与其友人的诗句，如孔尚任自云“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长留集·放歌赠刘雨峰》）；顾彩说“别来忽忽四载余，嗟君宦海何曾蹬。朱绂遂因诗酒捐，自简非有贪饕证”（《往深斋诗集·有怀户部孔东塘》）；可见他是以文字获罪的。
《桃花扇本末》云此剧作成时，“内侍索《桃花扇》甚急”，“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可见康熙皇帝曾关注此剧，孔尚任罢官当与此有关系。
康熙三十九年，孔尚任被罢官，康熙四十一年还乡，后多次出游，终病逝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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