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得知流失的国宝“二希”在香港可能被外国买去的消息,紧急向中央报告。
郑振铎叮嘱香港著名的鉴藏家徐伯郊,想办法稳住郭氏,以待内地汇款抢救。
徐伯郊马上找到郭昭俊,向其申明了大义。
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昭俊的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取了出来,然后同郭昭俊一起带着“二希”,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城。
11月5日,周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
《中秋帖》与《伯远帖》的成功回购成为了建国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被传为美谈。
这些事儿都是柳怜知道的,但是她不知道的,却是这两件东西回国之后,却又因为一些见钱眼开的家伙,把东西卖给了老外。
让人寒心啊。
与这两件东西拥有同样命运的,还有《五牛图》。
《五牛图》号称“镇国之宝”,是唐代画家韩滉唯一的传世名作。
《五牛图》一经问世便成为收藏的热点。
北宋时,它曾被收入内府,宋徽宗题词签字。
元灭宋后,大书画家赵孟頫得到了这幅名画,如获至宝,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明笔”的题跋。
清代,《五牛图》被征召入宫,乾隆皇帝非常喜爱。
清朝末年,《五牛图》被转到中海瀛台保存。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帝都,这件稀世珍宝从此落入外国人手中,命运变得颠沛流离。
1950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收到一位香港爱国人士的来信。
信上说:当年这幅被八国联军劫走的《五牛图》,近日要在香港被拍卖,他本想购买下来使之重回祖国,但是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元,他个人无力购买,于是写信给总理,希望政府能够出资收回。
当天晚上,周就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出紧急电报。
香港分社秘书黄作财收到这封电报,马上向他的哥哥、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汇报。
当时,拿在黄作财手上的这封电报,只有八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
可10万港币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在当时的香港。
这时,黄作财兄弟又接到中央电报。
报文上说,如果这幅画是真迹,马上可以去中国银行提款!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想得到这幅画,还成立了抢救小组,甚至连把国宝运回去的轮船都准备好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黄作梅失踪了。
原来,自从兄弟俩频繁出入拍卖行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身后常有国党特务跟踪。
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哥哥始终没有音讯,眼看拍卖时间已到,弟弟黄作财提着巨款来到拍卖公司。
谁知,这时拍卖公司却突然宣布《五牛图》撤拍。
黄作财非常沮丧,可当他回到办公室之后,却发现哥哥回来了,而且就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欣赏着这幅《五牛图》。
原来,黄作梅发现自己被跟踪后,就主动玩了个“闹失踪”的把戏。
俩人一明一暗,弟弟在明,和拍卖公司打交道,吸引大家的注意。
而哥哥在私下里,不停地做一位香港实业家吴蘅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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