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刚断果决的形象颇有出入,与前文唐代两块碑刻相比,笔力有着明显差距,似乎也体现出唐宋两朝之间的气质区别。
有人猜测,杨氏之书,更多的目的大约是为政治服务,为的是向士大夫显露并塑造一个知书达理的皇后形象而已。
及至明代,对宫中女子书法的记载虽然不多,却各有特色,体现出明代书法艺术昌盛之象。
如《玉台书史》记神宗贵妃郑氏所抄经书“楷法秀整”,《列朝诗集》曰武宗王妃“诗幸蓟州温泉题诗自书石刻,今石刻尚存”,《书史会要》称娄妃所书江省永和门并龙兴普贤寺额,宁靖王女安福郡主“工草书”等等——由此可见,不仅在书法字体上门类众多,连艺术表现形式也比前朝丰富了起来。
相比之下,清朝后妃宫女几乎全无记载,大约也类同元代,“番邦女子”志不在此道吧。
历朝历代对于宫廷女性书法的记录大多如蜻蜓点水寥寥数字耳,一旦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则全然流于“善书、工文”的敷衍。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艺术才能原本就很难得到重视,纵观故纸当中的点评,或谄媚,或轻浮,或臆测,又或许只不过是人云亦云。
大约宫廷中的女性之于古代社会,只不过是几朵装饰于屏风上的花枝,她们的存在似乎只是某种意义符号,因为一道高墙以及“皇室”这个词汇的镀金,徒为她们增添了神秘感。
对于“宫外”的人而言,她们大概就是想象中虚无缥缈的画像,想必是美丽而寂寞的,如若增添了一些诗书歌赋之类的才艺,便更为难得。
一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写了几软绵绵的歪诗,也有人争相传抄了去,只因为“风传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哥儿所作”,与其说是对才华的欣赏,更多的大概只是一些望梅止渴的绮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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