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官物等都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没好人”的差事;第二,没有这些吏胥的恶,怎么显得出科举出身官员们的好。
正因为存在了这种不可言说的阴暗心理,所以士人们越是鄙夷吏胥之流,就越是不愿意面对解决吏胥的问题。而不允许吏胥参加科举,更是把这种偏见发展到了极致。
不同的衙门,各种条例都是积年而成,动辄上百上千卷,只有吏胥最为熟悉本衙门的规章制度,乃至本衙门的业务,他们父子相传,牢牢的把持着这些衙门的实务。如果再让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了仕途,那么岂不是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人成为了摆设。
这种事情自然是断断不能让士人容忍的,而且即使像苏轼那样饱学的士大夫都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连苏轼这样的大文士都不仅不读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读的意思,其他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这些只读圣贤书的士人,害怕与这些娴熟于庶务的吏胥展开竞争罢了。他们需要吏胥替他们做这些庶务,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吏胥出头的机会。
几位大学士对这些事虽不说了如指掌,但也可以说心知肚明。但是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却是和儒家经典的教诲相违背的。
这也是几位大学士现在面红耳赤却无法张口的原因,不过张瑞图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对着黄立极说道:“陛下不知道吏胥之害,难道首辅你也不知道吗?让吏胥进入仕途,今后我辈岂不成了和吏胥同流合污之人,如果今后有吏胥考上了进士,乃至榜眼、状元,我辈士人的颜面何在?就算陛下说的不错,首辅你也应当力拒之。”
黄立极翻了翻白眼,张瑞图的话虽然不合圣人教诲,但是相当的现实。不过黄立极也很清楚,让吏胥参加科举,虽然有损大明士人的颜面,但是对于接下来他所要推进的行政改革却是大有好处。
正如崇祯对他所言,让吏胥参加科举不是目的,给这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士人找点事情做才是目的。现在的大明官吏,官员除了捞钱就是整天想要批评奸臣来获取名望,好让自己加官进爵。
而小吏则是天天想着,如何盘剥小民,欺瞒上官。如何在官员和民众之间操纵权柄,以获取利益。
指望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改革,无疑是在痴人说梦。只有让这些官员有紧迫感,小吏有压力,接下来的改革才能落实下去,而黄立极也才能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内阁首相。
废除吏员的世袭制度,规定各衙门吏员的数量,并给予这些小吏以进入仕途的希望。天下官吏反对改革的声音才不会这么大,毕竟地方上做事的都是吏胥,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大多是浮在表面而已。
大明朝最不缺乏的就是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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