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这次大家中标的数量。
这些日本商人的到来,让京城的商人们终于明白了两件事。一、日本果然如报纸上所说,是一个有着众多银矿的国家;二、能够获得这次同日本商人交易的机会,就等于是获得了今后三年同日本商人进行贸易的权力。
但凡人在京城,又有实力的商人或是商号,都纷纷赶往了中央银行,准备了解这个所谓的招投标,是一个什么样的章程。
汪逢元倒是很好说话,他告诉这些上门来的商人们,作为中央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他必然是要照顾中央银行的顾客的。
这些日本人采购的物资将会分为两批,第一批是利润较高的种类,凡是在中央银行开设了10万两白银账户的个人或商号,可以先参与一次秘密投标。剩下的种类才会进行一次公开招标,但是每个投标者必须出示一份任何一家银行保证过的保函,价值不少于5万两,作为完成交易的保证。
通过了这次日本商人的采购事件,崇祯进一步打击了市场上对于白银的信心。顺便还替中央银行补充了一部分资金,也让更多的投机者参与到了对赌黄金上涨的一方来了。
经过了这一事件,黄金期货市场也好,民间的黄金价格也好,终于开始了缓慢但是持续的上涨过程。而三家银行的股东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光凭朝廷颁发的黄金法案,是无法左右大明市场上黄金的走向的。
三家银行再次向股东进行了动员,筹措和扩张了银行本身的资本。其中以山西银行扩充的资本幅度最高,山西银行最初成立时仅有350元的股份。年前因为黄金法案,扩充到了600万元。
但当这些山西商人们意识到,如果不能在黄金市场上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此前投入的资本也可能受损之后,便迅速把股份扩张到了2000万元。曾经掌握了山西银行一半以上股权的三德堂常家,不得不让出了一部分权益,掌握的股份降到了总股本的四分之一。
而此前只是凑个分子的蒲州张、王两家,则借着股本扩张的机会,让两家掌握的股权达到了%。原本山西银行中拥有主事权力的常家,现在则只能听取各位股东公论了。
山西银行出现的这种状况,让常家不少子弟深感不满。他们认为常家退让的权益实在是太多了,有汪逢元的例子在前,不少常家子弟也梦想着,常家能够化商为贵,也弄个爵位来改换下门庭。
虽然常家在地方上可以说一不二,他们这些子弟感觉不到自家同那些官宦之家有什么区别。但是出了家乡,他们这些商人子弟在别人眼里还不及乡间的一个穷秀才地位高。这种心理上的反差,足以让人失去心理平衡。
和常家相比,汪逢元不过是个刚发迹没几代的暴发户而已。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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