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商人不过是提供金钱的一头奶牛,主导局势的依然是士绅阶层。东林党人会维护商人的经济利益,但是绝不会去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显然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江南商人发家之后便想要改换门庭,把自己从商人向士绅阶层提升。而又因为有了这条上升通道,使得商人阶层始终无法以整体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的商业经济已经濒临工业革命的前夕,但是却始终无法跨出最后一步。因为商人提升为士绅的通道,就像是一个减压阀一样,不停的把商人膨胀起来的势力转化为地主士绅的力量。
在这种状况之下,商人积攒下来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新的财富之源,也就是工业资本。反而投入到了土地市场中去,把自己变成了封建地主的一员。新地主的出现,必然是以夺取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为开端的。
也就是说,只要还有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可以剥夺,那么商人就不会缺乏上升通道,那么商业资本就不会转向其他方向。但是按照中国的历史惯例,失去土地的农民达到了一定程度,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便应该拉开帷幕了。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是无法自然产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了。
而对朱由检来说,江南士绅同商业资本的结合,不仅仅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政治集团的势力实在是过于庞大了,江南地区差不多都快成为国中之国了。
他又不是满清,可以用武力把整个江南的人口全部清理一遍,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再去规划发展江南的经济和政治。
于是乎,他便不得不以商人代表大会的形式,让商人阶层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抬高他们的政治地位。
当一个被地主士绅视为提供金钱奴仆的团体突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第一个反应必然不会是要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而是被激怒的想要立刻消灭这个声音。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直都是如此。
老实说,以大明商人贪图安逸的性格,且各自抱团排外的短视,一定不会是那些团结在儒家学说旗帜下的地主士绅的对手。
比如说,就像现在,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各地的商人已经在会上差不多要撕破脸了。不少偏激的商人代表,甚至叫嚷着要恢复水关,不能让江南的商人毁了本地农户的糊口饭碗。
江南商人一边驳斥着这种说法,一边却提请禁止南北海运,理由是海运的运费过于低廉,因此现在大运河上的货物不断减少,导致不少依靠运河为生的力工失业,实在是江南不稳定的一大因素。
当然某些商人更希望能够把京城研发的各种纺织机器给封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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