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多少也是实情,而且碍着老师的面子,朱修伯和长孙晟不能不稍作附和。于是蔡佑谈杨忠谈得更起劲了,谈到宣政八年的科场案,蔡佑又为杨忠辩白。
说经此整顿,科场弊绝风清,完全是杨忠的功劳,因此他认为杨忠当时极力主张置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刚正可风。
同时他也透露,那时他是赞成杨忠的主张的。这一说使得王思政恍然大悟,原来杨忠的保荐蔡佑,早有渊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杨忠的保荐蔡佑,不仅是示惠笼络,而是有计划地培植党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这一看法,告诉了元欣。元欣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里的一个八柱国。他与韦孝宽被公认为宇文直的一双左右手,但朝野清议,都觉得他比韦孝宽高出许多,是鲜卑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听了王思政的话,元欣黯然不语,好久,拿起时宪书翻了一下,自语似地说:“七月初二立秋。”王思政不解所以,“文大人!”他问,“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吗?”元欣答道,“李德立不是说过,一过盛夏,宇文邕的病就大有起色了。”那是几个月前的话,元欣却还念念不忘。这一片忠君犹时之心,溢于词色,王思政不由得肃然起敬。
“但愿如公所言。可是??。”他苦笑了一下,觉得不必再说下去了。“修伯!”元欣忽然打起精神,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不必颓伤!你我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而况大局也有令人乐观的一面,你我把头抬起来,要看得远些。”
一位长官对属僚,用这样平等的语气来慰勉,王思政自然是深为感动的。也因此,他更觉得要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责任,所以恭敬地应声:“是!”又放低了声音,“照我看,形势旦夕可变,王爷该早早定规一个办法!”
“办法不早就有了吗?曹琢如信中所说,都是好办法。但只能静以观变,不到最后一刻,无从措手。”所谓“最后一刻”,是宇文邕大渐之时,遗诏派顾命大臣,有了宇文直的名字,那时才能名正言顺地接掌大权。
在此以前,如有任何比较强硬的行动,适足以授人口实,加重了“宇文直要造反”的谣言。王思政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看到杨忠不断在扩张权力,只怕到那“最后一刻”,宇文直会落得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虽无行动,应有布置,必要时“效周公的诛伐”,也要有足够的兵力才行。这话不便明说,他旁敲侧击地暗示:“曹琢如信中说,该有个‘缓急可恃’的人,不知我公心目中,有了这个人没有?”
“以后再谈吧!”这是结束谈话的暗示,王思政起身辞去,但是,他的影响却完全遗留了下来。这一天黄昏,元欣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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